一个时代的慷慨悲歌——白毛女

她,原本是一个乡间传说里的神秘人物,流传在晋察冀根据地,却因为一部歌剧风靡全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诞生70年来,她不断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

她,原本是一个乡间传说里的神秘人物,流传在晋察冀根据地,却因为一部歌剧风靡全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诞生70年来,她不断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歌剧,电影,芭蕾,木刻,连环画……从未真正淡出视野。曾经,全国6亿人口,有5亿人为观赏她而走进剧院,不是万人空巷,而是亿人空巷。她,就是白毛女。

1945年,歌剧《白毛女》作为白毛女的首种艺术形式,在延安公演。2015年11月6日,新版歌剧《白毛女》在当年的首演地延安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70年后,“白毛女旋风”再度席卷全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部70年前的作品至今长演不衰呢?《白毛女》的原型是怎么跟“仙姑”扯上关系的?小说《白毛女》是怎样被改编成歌剧的?陈强在演出时为什么差点丧命?“白毛女风暴”又是怎样从延安席卷全球的?70年来《白毛女》经过多少次修改和改编?文革中被阶级斗争红线贯穿的《白毛女》被改成了什么样子?“人性论”与“革命论”博弈,结果是怎样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一个时代的慷慨悲歌——白毛女。


  抗日战争时期,奔向“鲁艺”成为中国优秀青年最时尚的一种选择,成为一种滚滚向前的文化潮流。这里培养了诸如艾青、丁玲、贺绿汀、贺敬之、王昆、于蓝、孙铮等一大批优秀文艺工作者。由“鲁艺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可以称作解放区的文艺标志物,它唱红了延安、陕北、解放区甚至全中国。
  《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1940年初,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山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村里有个白毛仙姑,一身白,常常会在晚间行动,寄居在村头的奶奶庙,向村人要求上供。村民有时稍有疏忽没有上供,就会听到从神坛后面发出的怪声:“你们,不敬奉仙姑,小心有大灾大难……”有一年区干部到村里布置村选,开大会时都没人来,才发现正值十五,村里人都给白毛仙姑上供去了。区干部决定到奶奶庙去捉鬼,却发现所谓的白毛仙姑原来是个佃农孤女,十来岁就被村中恶霸逼死爹爹,抢去奸污,怀孕后还差点被阴谋害死,由善心老妈子放走,逃到山洞里,住了几年。因为只能偷供品,吃不到盐,又不见日光,这才全身发白。当被告知八路军来到,世道已经变了时,“白毛仙姑”才重回村里,重新做人。

后来,记者李满天报道了这个故事,继而又改编成万字小说。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这就是《白毛女》的雏形。


不久,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他对原剧本主题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但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他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后者则很快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而这恰恰正是创作之初周扬看到但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那个“新的东西”。
  在贺敬之的回忆中,关于如何改编曾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作为“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但是,“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使之成了一个能反映时代变化本质的典型故事,一个新的中国故事。
  《白毛女》的定位是歌剧。对于歌剧艺术来说,最能表现它本色的是音乐。可是,《白毛女》的五位曲作者谁也没有看过《茶花女》、《蝴蝶夫人》这样的歌剧经典。一个多月下来写了一大堆曲子,试唱的结果,没有一首能够采用。
  中国式的民族歌剧,民间戏曲结合西洋歌剧,这种混搭,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一种时髦,在70年前首创就更是前无古人,一度新潮到无从下手——要不要念白?方言还是普通话?用什么曲子?怎么配乐?舞台道具是虚是实?程式化表演行不行?


虽然执笔编剧的是贺敬之,但初代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却完全是集体式的。当年的鲁艺没有正规排练场,在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的带领下,演喜儿的王昆,演杨白劳的凌子风,演黄世仁的陈强,就在院子里排戏。而鲁艺的教员、同学、炊事员,还有桥儿沟的老乡,也在旁围看,一面看,一面评论。一些不符合农村生活细节的地方,经老乡提醒,就地改正。

负责作曲的音乐系学生张鲁,虽然才二十出头,却做过系主任冼星海的秘书,很有想法。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没有照搬西洋歌剧那一套,而是充分借鉴了中国民歌和戏曲的唱腔——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西梆子,河北念善书调,河北花鼓,甚至山西秧歌《捡麦根》,佛曲《目连救母》,都被用在了戏里。最著名的《北风吹》曲调,就脱胎于河北民歌《小白菜》。

在创作《北风吹》时,张鲁想起两年前曾听从丁玲的劝告到民众剧社向老艺人李卜学习“眉户调”的情景,顺着这个思路,他终于揣摸到了喜儿在等待爹爹回家时那种又急又喜的感觉,当王昆把《白毛女》开场曲“北风吹”演唱一遍之后,众人拍案而起,好,就是它了!
  《白毛女》创作班子,是当时“鲁艺”最强的班子了。三位导演中,王滨在延安导过《带枪的人》《蠢货》;王大化既导又演,《兄妹开荒》《拥军花鼓》都是他挑大梁。舒强是音乐家舒模的弟弟,对斯坦尼夫体系的研究很有见地。

最终,经过三个多月的创作和排演,这部“不能像秧歌戏”,“也不能像旧戏”,“更不能像话剧”的民族歌剧《白毛女》,终于带着独特的艺术基因亮相延安,成为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也见证了白毛女传奇的第一种艺术改编。

那么,在延安的首演,反响如何呢?


1945年4月22日,大型歌舞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当天正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出席七大的全体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成了这部新歌剧的座上宾,整个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
  扮演白毛女的是仅仅19岁的王昆,她此时是延安鲁艺戏剧音乐系的一名学生,而在此之前,是河北唐县的一位妇女干部。为了鼓动演员们的情绪,导演们来后台对大家鼓劲,“毛主席来了!朱老总来了!周副主席来了!会场座无虚席,连陈赓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
  歌舞剧的第一幕是1935年冬的河北省某县杨格村,喜儿唱着“北风吹,雪花飘”等着爹爹杨白劳回来过年,后来这段成为了《白毛女》中的著名唱段,短短六句歌词,生动而简洁,有人夸赞它“既有写景抒情,又有叙事交代,情境合一,在开始就将人带入到了风雪扑面的情景中,又表现出了喜儿既欣喜又不安的心情”。也正是因为这段唱词的引人入胜,未等第一幕谢幕,台下不少人已经进入了情境。
  编剧贺敬之亲自担任了拉大幕的工作,他在回忆《白毛女》的文章中写道,“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当演员们高唱‘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毛主席禁不住擦起了眼泪……”“全场不流泪的人是很少的”,“有的人从始至终泪水未干”。
  可以预想的是,这样一场颇具时代特色的演出大获成功。“那时的延安演完戏不兴演员谢幕,也不兴首长上台和演员一同照相留念的,整个戏演完之后,很多代表都拥在化妆间来看望演员。”王昆回忆说。第二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派人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观感:第一,这个戏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很成功;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直到很久之后,人们才得知“枪毙黄世仁”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这之后,“黄世仁”“穆仁智”在剧中被当场枪毙。


首演之后,《白毛女》迅速风靡。在人口不多的延安就连演30多场。演到哪里红到哪里,掀起情感的风暴和革命的大潮。除了延安火爆,身在华北农村的作家丁玲也记录了当年的演出盛况:“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

到后来,只要解放军到了一地,部队和地方的文工团就会把《白毛女》演到当地。而《白毛女》演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引起轰动,形成了一股刮遍全国上下的“白毛女旋风”。有研究者称,《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这不仅表现在《白毛女》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以及新中国政权为穷人当家做主的性质;也表现在《白毛女》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影响力,很多战士正是喊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冲上了解放战争的战场。

这股旋风不仅在中国,更刮向了全世界——1951年,中国青年文工团将歌剧《白毛女》带到了苏联、东欧九国和奥地利维也纳,在15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长达一年多、430余场、200多万观众。同年,田华主演的电影《白毛女》登上银幕,不但在中国吸引了6亿人口中的5亿人观看,还在日本正式公映,进一步催生出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成为当年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首演至今70年,歌剧《白毛女》多次复排,也多次被修改,还被改编成包括芭蕾舞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

1967年,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京剧《沙家浜》、《红灯记》等一起被命名为“八个样板戏”。当年的创作方针是“努力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去掉”。凡是主张保持歌剧基本情节的人都被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喜儿逃上山时的那句“我等待时机,不争朝夕”也被认为是“宣传听天由命、取消阶级斗争”的反动观念。

在这样的创作方针下,喜儿和大春的爱情线被遏制;杨白劳不再是自杀,而是在黄家人来抢亲时抡起扁担反抗,被黄世仁枪杀;喜儿到了黄家也是英勇不屈,不但不被侮辱,唱词也充满阶级性;而逆来顺受等待改朝换代的赵大叔,则变成地下党,率领群众奋起营救喜儿,组织青年农民参加八路军,反抗日寇和汉奸恶霸地主;大春也投奔了八路军,去解救千千万万被奴役的劳动人民……

如此改编后的芭蕾舞剧《白毛女》,“被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当年媒体上的评论是:“歌剧《白毛女》成了舞剧的对比,一个是反抗史斗争史,一个是血泪史屈辱史;一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严重地歪曲农民形象,一个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正确地塑造农民形象;一个止于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一个通过对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描写,给广大人民指出了战斗的道路。”同属‘革命文学’阵容的两个剧种产生了如此激烈的对立,这种情况前所未见。


70年前,古城延安到处飞扬着“北风吹”“扎红头绳”的曲调。据说毛泽东在窑洞里与女儿李讷嬉戏时,也用浓厚的湖南腔调唱起“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白毛女”是现代中国最经典的文艺形象之一,她在中国的影响力几乎可以与“朱丽叶”在西方相提并论。2015年,是《白毛女》歌剧在延安首演70周年纪念。虽然随着时代变迁,它的每一次上演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改编,但“白毛女”的形象和那几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段子早就成为华夏儿女的集体记忆。

(原文作者 阙政 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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