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击-“杨周翰与比较文学的未来”学术研讨会举行

今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的杨周翰先生(1915—1989)诞辰百年。由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

今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的杨周翰先生(1915—1989)诞辰百年。由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杨周翰与比较文学的未来”学术研讨会于11月7日在北京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澳门大学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畅谈杨周翰先生的学术精神,以及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之路的探讨。我们选取诸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杨周翰先生(1915—1989),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解放初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著有《攻玉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等,主编《欧洲文学史》等,译著《埃涅阿斯纪》、《变形记》等。他是中国的西方文学史编写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他著译甚丰,在海内外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研讨会由杨周翰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王宁主持。



致 辞




❖ 张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文学批评学会会长


杨周翰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激发我对文学的兴趣。作品中的人和事,从文本出发的方法论,对欧洲文学史的印象,对我产生很深的影响,值得后人永远尊敬。历史铭记前人的贡献,激励后学,在前辈的推动影响下,乐黛云和胡壮麟等先生,为推动文艺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文本出发,从自己确定的立场出发,对于欧洲文学史的研究对我有很深启发。杨先生当时从欧洲回来,执着认真研究欧洲文学,一定承受了很大的风险和压力,对于外国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历史会永远铭记。但是当代西方文论确实有弱点,我们30年的认识和研究,有责任去认识它,重建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




❖ 曹顺庆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杨先生的比较文学观点是指导我们研究的指南。他在文章中提到比较文学的相关问题:1,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发展不一样,是中国的产物,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聚焦相同,更差异,西方,更中国比较文学的现实,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对话。2,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杨先生的预言十分正确。


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了辉煌的历程,继承老一辈学者,学习老会长对协会倾注的热情和精力。我们已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创新,不会辜负杨先生的期待,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主题发言



❖ 乐黛云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会长


1980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杨业治、金克木等教授都对比较文学表示了程度不同的兴趣。加上当时杨周翰先生的硕士生张隆溪,还有一些别的人,我们一起于1981年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1985年10月,由35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正式成立,大会选举季羡林教授担任名誉会长,杨周翰教授担任会长。从此,中国比较文学走上了向“显学”发展的坦途。


杨周翰先生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定了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方向。1987年6月,杨周翰在日本京都日本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今昔》的精彩讲演,这是新兴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学界的一次重要亮相。杨先生在讲演中强调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两个特点,他指出中西比较文学起源不同: 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十年间,翻译的各国小说有六百余种。杨先生又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另一个源头“是用从西洋输入的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化和文学”。它始于推介外国文学,并力求在外国文学的语境下重新认识自己,以寻求发展新路,但它的根基始终是中国社会和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


杨先生受邀在美国进行了多次演讲,结合莎士比亚的作品,阐释道家对死亡的理解,非常有创见。他的演讲是和世界的平等对话。




❖ 王宁 |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毋庸置疑,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中,杨周翰的学术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一位学者的建树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在理论上有独特的建树,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或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僻蹊径,以其扎实的研究实绩为后来者奠定坚实的基础。杨周翰先生无疑属于后者。


我们今天重读杨先生的《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关于中国学派问题。这二十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杨周翰的预言是正确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走向世界,中国学派的形成已经确实“水到渠成”了,但即使如此,要想突破国际比较文学界实际上存在的“英语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和转机问题。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一直可以时常听到“比较文学的危机”之声音,但每一次危机之后都变成了一种转机。最近的一次转机就是“世界文学”的崛起并迅速挽救了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出现的新的“危机”。


再者,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现象及文学本体的研究。杨周翰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始终立足于文学这个本,即使探讨文学与文化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平行关系,最后的结论仍落实在文学的本体上。杨周翰虽然没有就这一研究方法进行理论阐述,但他的研究实绩却为我们树立了超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文学的范例。


最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对立与对话关系。杨周翰生前就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对比较文学形成的挑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种挑战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以致于不少人竟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比较文学敲响了丧钟。但是“丧钟究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为近十多年来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调整以及与文化研究的对话和互补所证实。而这种对话和互补的具体实例我们早已在杨周翰出版于80年代中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见到,可见杰出的理论家不仅能够总结过去,而且应当预见未来。杨周翰虽不是一位理论家,但他无疑是一位有着理论前瞻性的杰出的比较文学学者。




❖ 谢天振 |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


杨周翰先生生前经常提到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应该“要有中国人的灵魂”。杨先生的这句“要有中国人的灵魂”,廖廖数语,却言简意赅,直指国内学术界外国文学研究的要害所在。今天,值纪念先生百年诞辰之机,重温先生的这句名言,以及先生生前有关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方面的意见,结合今天国内外国文学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倍觉先生这句名言的学术价值和当下的现实意义。


当时国内学术氛围比较保守,杨先生的讲话有前瞻性,敏锐性。1978年的广州会议上,杨先生批判了建国以来被奉为圭臬的《英国文学史纲》,指出书中评论与客观存在的文学作品与作家情况不符。文学史编写要讲求“信”,不要凭主观好恶决定取舍,要肯定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些文学流派值得肯定的地方。他认为现实主义不是文学评价的唯一标准,在当时的背景下,展现了杨先生的胆识和勇气。




❖ 胡壮麟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杨先生治学态度严谨,辜正坤戏言“天下文章一大抄”,杨先生指出:“知道你在开玩笑,但是还是要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对,会误导大家。”杨先生平易近人,有些并不是他的学生,但也一起叫去家里聚会聊天。在他去西安治病前,我去他家里看他,他在写字台前整理东西,平静坦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 李明滨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杨周翰写史书,综合运用了中外和东西方治文史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学习太史公,而且吸收了苏联学界的经验。他谈到读过阿尼克斯特著《英国文学史纲》(中译1959年出版)的感想,那是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辈编辑孙绳武先生推荐的新书。阿氏(A.A.Aикест,1910年生)属于苏联当代文艺学家,以研究英美文学为重点,著有英美文学史、戏剧史、美学史,包括研究莎士比亚的巨著。杨、孙认为那本英国文学史比英国人自己写的还清楚,而且实用。实际上阿氏的书是当年已形成传统的俄国学院派治学方法的体现。18、19世纪的俄国学院派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历史文化学、历史比较学和心理学三种主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创造了俄国19世纪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繁荣,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当代文艺学。我国50年代也间接接受过。不但《欧洲文学史》的主编,而且参编者36人中泰半接触过,甚至受过苏联文艺学的熏陶,只不过人们不注意其渊源之一是俄国学院派而已。


杨先生从此对俄国的文艺批评刮目相看。在编辑《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时,他发现自己此前缺选了俄评,特意让我代为选俄国十九世纪那几位名批评家的莎评,以补不足。



专题发言





❖ 韩加明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杨先生《攻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原文是1978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发表在社科院外文所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2辑,1982年12月经进一步修改之后收入《攻玉集》作为首篇。从最初的发言到多次修改后定稿,本文历时四年多,可以说是杨先生对新中国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全面总结。关于存在的问题,杨先生提出如下几点。首先是“进一步贯彻唯物辩证法,贯彻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精神”。第二是“历史连续性问题”。第三是“提倡比较法”。第四是“关于作家介绍”。第五是关于掌握原著语言,直接进入研究对象问题。




❖ 王启龙 |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先生的主要贡献在于确立了比较文学的界限和研究方法。先生在《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危机和前途》中指出不同语言的文学比较研究都应归入比较文学。这就是说,比较文学不但可以包括跨国界(或民族)的文学比较研究,还包括一国之内不同民族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先生指出,文学之不同概因文化之不同,因此先生提倡应把文学之比较推进到跨文化研究,而强调跨国界和跨民族的研究归根结蒂还是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这样,杨先生就把比较文学置于比较文化诗学的场域中,建立起了开放的中国学派。先生言中国学派有三个特点:一,除东西方文学研究外,中国比较文学还囊括东方文学之间以及国内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二,不同于起源于学院的西方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是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产物,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密切,这一点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首次发现,对后来比较文学影响颇大;三,“拿来”的方法和理论可用之于中国文学研究。这些论述规范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开始繁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促进了中西方的对话和交流。先生所倡导的比较研究的基本特征是“跨文化研究”,即在中西异质文化比较中寻求文学的共性和差异,从中认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在此基础上,寻求对话和沟通,互补与互释。由此看来,先生比较的目的是要认识自我,完善自我。




❖ 杨选 | 《中国教育报》编审


上海出版集团找我出杨周翰全集,家里还有文稿没有整理出来,所以只能说是文集,争取在年底出版。文稿的整理历尽波折,还有一些文稿因为翻译等原因散逸在各处。父亲治学非常认真,如《加帆车》一文几经修改,花了很大的心思,从细节小处入手,挖掘出很丰富的内容。他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对绘画书法昆曲京剧都有研究。也注意史书的收集和阅读。做学问不要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各学科要平等对话,否则会在研究中出现常识性错误,在跨学科的对话中,本学科才能发展。



自由讨论



❖ 黄德伟 | 香港大学教授


杨周翰先生提出的“中国人的灵魂”是中国文化沉淀升华的灵魂,影响到我教授外国文学,产生新的考量。我发展出“情节-提问”的教学法,着眼于教学生如何解读经典,透过剧本,教学生如何阅读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杨先生讲文艺复兴,巴洛克,就要对之前的传统了如指掌,功力深厚。将古典文学的基础放入整个大传统中,大有裨益。中国文学的积淀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十分重要,可以发掘出新的亮点,反之亦然。



❖ 高建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美学学会主席


文学研究的三种情况,在学术上有所贡献:一是研究,与世界对话;二是传播,拓荒;三是吸收,从仿作到自我创作。不要用狂妄的态度去宣告,而要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和老一辈的学者学习这样的态度。



❖ 季进 |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先生很多研究都开风气之先。如对新批评的研究,重新讨论如何从历史学派的外在批评走进内在批评,有现实的指向。对反驳庸俗社会学,提供了很多指引。引用的文献都是最新的,采取追踪式的阅读,对国外理论研究最新成果十分敏锐。


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当下的教育体制下很难产生。杨先生古典文学的积淀对外国文学研究很有帮助,这对我们很有启迪。




❖ 何成洲 |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杨先生治学严谨,重视文本细读。做学术还是要读原著,受益很大。一方面是传统,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在文本阅读上创新。同时,是否能借鉴数字技术,为比较文学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我在做的易卜生项目,仅仅看文本,搜集资料,找不到联系,将演员演出信息数字化,可能得出新的信息。


杨先生倡导跨学科研究,并身体力行。跨学科研究来自于每个人学术的轨迹,顺着自己的研究兴趣,发现跨学科的可能性,而不能强求。我希望能将文学,表演研究结合在一起,表演研究可以丰富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




❖ 李庆本 |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纪念杨周翰先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中国比较文学的两个起源,第二个起源就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陈寅恪最早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现在说的跨文化阐释与张江先生的强制阐释有所联系,我们很难离开自己的立场,站在对方的立场进行阐释。





❖ 郝田虎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杨先生对文学史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而不在《欧洲文学史》。《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先生自谦不敢称“史”,想称其为“拾遗集”,但这确实是断代国别的专题文学史。从写法上更符合杨先生的理想,“说说唱唱”,说是讲历史,唱是读作品。精神上,“实事求是,一分为二”。




❖ 刘洪涛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是国内学者编写的少有的高水平欧洲文学史教材,很少有当时教材庸俗社会论的痕迹,在个人学术和政治要求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引用也非常恰当。对其老师吴宓的评价十分中肯,不因其是老师而过多溢美之词,对其学术的见解持保留态度,但对其对文学的痴气十分感佩。杨先生中西文化素养深厚,作品可以当普通随笔阅读,为普通读者所接受。


❖ 方维规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抛出一个问题,有没有中国学派?学派是人家说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十分繁荣,有他自己的特点,但我们提出的很多是世界共性的,并没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中国学派这种说法在学理上可能不太通。



❖ 王理行 | 译林出版社译文编辑室主任、编审


首先,个人不要被自己所学的专业限制住。只看专业,自己的研究也会受制。作为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可能一直漂浮在表面,有了中国文学的积淀再研究,就有了深度。其次,52年院系调整后,外语系越来越成为语言培训的地方,研究很少,中文系的外语不好,又很受限制,中文外文系应该合并在一起,研究中国文学也应该将其放入世界文学中来看。杨先生的思想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很多。




❖ 许德金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就比较文学的未来,比较文学会走到比较文化的道路上,文化永远存在;是否有中国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本土的立场,本土的立场也是我一直在思索的,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做到,学科发展规划一直是从上到下,大学还是要有一点独立的精神。





❖ 陆薇 | 北京语言大学应用外语学院院长、教授


杨先生把国别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中研究的视野,使我受益终身。华裔美国文学作家该归入美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没有必要争论,两者皆可,跳出国别的限制,力求培养跨越中西的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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