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西南联大已成“传奇”,当下中国大学诸多积弊又生气淋漓-望道讲读会

按上海孟冬的晴冷午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陈平原做客由上海市社联等单位主办的“望道讲读会——文化中国:从

上海孟冬的晴冷午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陈平原做客由上海市社联等单位主办的“望道讲读会——文化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之第九讲”,细述历史、传说与精神——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


回眸中国大学百年,百年前的废除科举、五四运动、抗战内迁、1950年代开始的院系调整、改革开放之际的恢复高考、1998年以来的创先扩招,这六个关键时刻成为中国大学坎坷进路中的六个转折点。


在时代铸就的坦途中,日渐富有的今日之中国大学也更多世俗气、烟火气。不禁怀想战争岁月中的西南联大等,任它外部时局动荡,我自壮怀激烈。这一番抖擞精神擎大旗的气魄,于今日中国大学安在?中国大学的精神内核发生了怎样的质变?大学何为?!现在,放下烦杂,沉静在这一方思想激荡的屏幕前,看陈平原掷地有声的叩问,思鞭辟入里的剖析。


详细资讯【望道讲读会】

主题:历史、传说与精神——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

主讲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陈平原


时间:12月6日(星期日)14:00

地点:淮海中路622弄7号乙上海社联大楼6楼群言厅


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中共黄浦区委宣传部

承办:东方青年学社 社会科学报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抗战八年中国大学内迁

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


八年抗战,漫天烽火中,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大部分教授响应政府号召,随大学辗转迁徙,且一路弦歌,其精神与气象,值得后人永远追怀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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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


作为会思想的芦苇,危机时刻的选择,并不关涉“知识”与“学问”,而是“气节”与“情怀”。◆好在兵荒马乱中,大部分北大教授做出了英勇的选择,无愧“读圣贤书”的称谓。抗战烽火中,大部分学识渊博的教授听从政府号令,辗转内迁,历尽艰辛,借用文天祥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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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


战前中国大学仅108所,八成以上仍在坚持,其中办在上海租界的15所,坚持在北平的6所,其余67所则努力转移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战事失利、国土大面积沦丧的极端不利状态下,竟然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大学办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对落后的国统区(主要是大西南西北),这实在让人惊叹。◆


对比十年文革的荒废学业,或近二十年的急起直追,抗战八年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可圈可点。着眼于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启示,我愿意特别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以教学为主;第二,注重师生关系;第三,坚持学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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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


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的意义——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具体说来,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有如下特点:


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一路上弦歌不辍;


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


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


第四,广大师生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


第五,大后方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代表某种文化自信与道德优势,召唤无数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穿越重重封锁线前来求学;


第六,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从来,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1941年10月迁离危城,1943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理解当下的中国大学

诸多积弊又生气淋漓


理解当下的中国大学,必须一个特殊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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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腿走路的中国大学,有时甚至相互拆台


一是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最初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




二是经历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大学扩招计划,第二年开始正式实施。


1998年录取普通高校本专科新生108万人,而第二年扩招52万人,变成了160万人,增幅达48%。此后连年扩招,到2012年录取685万人后,才基本保持稳定。

也就是说,最近这十六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一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应该说,两条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一样,有时甚至互相拆台。


当初选择大规模扩招,政治家考虑的是国企改革及经济转型导致大规模下岗(1997年全国下岗人员2115万人),希望年轻一代能延迟就业;经济学家的眼光则盯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扩招可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至于教育家担心的教学质量下降,反而显得小儿科了。过于迅猛的大学扩招,使得就业市场十分严酷,日后可能影响社会安定;而且,高中毕业生愿意做的事,博士不见得愿意、也不一定能做好。另外,这种跨越式发展思路,求量不求质,走得太快太急,容易翻车,实在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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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占中国GDP的比例从未达标


1993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而实际情况呢?1998年是2.59%,此后起起伏伏,从来没有达标,故每年两会期间都成为重点批评对象;终于在2012年第一次实现此战略目标,达到4.28%,2013年则4.30%,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做工作报告,也称“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单说比例还不够,另一个因素同样重要,那就是从1998年至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高速增长,最高的年份达14.16%(2007年),最低的也有7. 4%(2014年)。


蛋糕越做越大,最近十几年,政府确实在教育上投入了较多的经费。而在切分蛋糕时,中国大学——尤其是进入211、985工程的大学——所得到的经费支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论。


尽管有诸多不如人意,但近年中国大学的国际排名在迅速提升,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具体我就不说了,从最初的受宠若惊,到今天的安之若素。


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大学史,有两处路走得比较顺畅,一是1928—1937年;再就是1998—2014年。其他的年份虽也有若干亮点,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十六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因而怨声载道;但若拉开距离,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还是很让人怀念的。


大学应该是长在中国

而不是仅仅办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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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诸多变革,须在时代大背景中谈论


我谈大学,有几个基本判断:第一,转型期的中国大学,既混乱不堪,又生气淋漓;第二,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应该有自我清洁的能力;第三,作为人文学者,批评中国大学现状的同时,也得反省自己的责任与立场;第四,教育的难处在于牵涉千家万户,且有很强的延续性,无法立竿见影,一个错误的决策,即使当局明白过来了,也无法马上纠正,很可能得花十年二十年才能回归正轨,因此,要有“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的志向。


“大学”在变化,这并非中国所特有,某种意义上,这是世界性现象。2000年,美国为数不多的名牌公立大学密西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出版 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此书中译本《21世纪的大学》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中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等教育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大学努力回应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责任。”


一千多年来,大学为我们的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21世纪,没人怀疑,大学还会继续发挥类似的作用。但是,各种改革的努力,将使“大学”的形式及内容发生很大变化。而当代中国大学的诸多变革,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谈论,才能有比较清晰的思路。


不仅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死抱着某部经典,或某些经典论述,类似以前的“祖宗家法不能变”,那是不足为训的。我的是“中国问题”,偶尔牵涉某国外大学,只是引以为证,没有专门研究;喜欢古今对话,强调理解传统书院以及百年中国大学进程,则因反感动辄“与国际接轨”的高人;欣赏胡适的“建设者的姿态”,加上有了一点点行政阅历,懂得“换位思考”,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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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来品UNIVERSITY,并非古已有之的太学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因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古今中外“大学”之巨大差异,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这个大判断,得到学界的认可,常被领导或研究者引用;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另一句名言——大学应该是长在中国,而不是办在中国。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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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四个现状


此前多有论述,怕重复,针对中国大学现状,就说四句话:


第一,大学有精神(不仅是知识与学问,还有精神与价值)。◆

第二,大学非奥运(奥运金牌战略不适合于教育)。◆

第三,大学须自信(改革开放三十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第四,大学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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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要调整“大跃进”心态


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人们常说“百年树人”,办学要有长远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钱,明年见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像填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好处是,大家都有干劲,想把大学办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其实,中国的大学,只要认准目标,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弯路,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办好。


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大学倾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相当情绪化的“关爱”,使得大学疲于应付,很难平静地思考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我的观察,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怕传媒,其决策多少都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过多的舆论,其实不是好事情。因为,公众不太了解大学运作的特点,大学该怎么办,困难在什么地方,路该如何走,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而且,公众特别希望你一口就吃成个大胖子。可你知道,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不容易。我承认,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这个进步不像官员或公众想像的那么大。


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了双重的压力。眼看着逼急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具体到教学和科研,现在是,浮躁之气弥漫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这感觉很不好。因为,心境浮躁,对于从事专深的学术研究非常不利。大学校园里,没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赶地铁,这样的氛围,对大学的长期发展不利。以前进了大学校园,会觉得清净多了;现在进了校园,觉得和外面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教授和学生都无法沉潜把玩,满足于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


因此,我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学现代史的都知道,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引《风俗通》中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作为辞职时的理由。以目前中国大学的水平,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变成“世界一流”的期待与厚爱。还不如把脚步放缓,把路走正,那样的话,中国大学或许还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晚清以降,大凡投身教育事业的,都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懂得办教育是很崇高、但收效很慢的事业。总想找捷径,抄近路,然后一路凯歌,夹道欢迎,那不是办教育的心态。教育是个实践性学科,没那么多高深理论,需要的是志气、毅力以及情怀。认准了大方向,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就行了。可当下的中国大学,在扩招、升级、评鉴、排名等一系列指挥棒引领下,像文革中打了鸡血一样地亢奋。如此狂飙突进,短期内数字很好看,可放长视线,过于迅速的“崛起”,留下了很多致命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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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与“经济过热”同病相怜的“大学膨胀”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必须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得。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进入2015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更是形势一片大好——领导重视,国家有钱,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会议强调,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警惕与“经济过热”同病相怜的“大学膨胀”。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各自的发展路径,以及对当下教育政策的适应度。


以我所知,眼下诸多大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倍增计划”,还有,异地办学已蔚然成风——早年模仿欧洲的大学城,如今则似是而非的加州大学模式,此举能让相关大学的指标迅速上升,但不知日后如何收场。



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于2015年正式招生


媒体的立场是表扬,我却是隐忧——部分在京高校的京外校区 (京郊不算)——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秦皇岛分校、珠海校区、中国农业大学烟台校区、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校区(建设中)。


十六年前的大学扩招,主要压力及动力在普通大学;今天的奋起直追,生力军则是985、211等名校。若出现大的偏差,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在万马奔腾、即将大举冲刺世界一流的关键时刻,听一个无责无权但有情有义的人文学者“马儿啊,你慢些走”的唠叨与劝说,或许不无好处。


◆ 延伸阅读:文中出处,依次如下,作者均为陈平原

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光明日报2015年8月25日


中国大学百年,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第10期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7月14日


大学以精神为最上, 瞭望2007年3月5日;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


拓展211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文汇报2015年3月27日


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16日


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7年11月14日


所有努力,只是让教育回归常识,新京报2014年1月11日


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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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书目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


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易杜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


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陈徒手:战国人民有所愿,三联书店2013年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


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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