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蒋廷黻步入仕途的缘由

▲蒋廷黻  蒋廷黻1923年回国后,先后从教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致力于历史教学与研究,并希望留下影响后世的史学著作,但“九·一八”事变打断

▲蒋廷黻

 

  蒋廷黻1923年回国后,先后从教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致力于历史教学与研究,并希望留下影响后世的史学著作,但“九·一八”事变打断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书斋梦,也扰乱了蒋廷黻的治学心。蒋廷黻、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以《独立评论》为中心,不断地发表对时局的见解,积极议政,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间蒋廷黻选择应该先追求国家独立,然后再寻求个人自由,而为实现国家独立可以承认个人的权力,即后来所谓的“新式独裁论”。此言论迅速受到蒋介石注意,并几次接见蒋廷黻。1935年蒋廷黻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了政坛,开始了一段与国民党剪不断理还乱,至死方休的纠缠。下面将从本土思想和生活环境、国际形势的变化及蒋廷黻自身的思想特征几个方面来分析他从政的原因。


一、湖湘文化的熏陶及幼年教育


  “橘逾淮而北为枳”说明的是地理环境对生物的生长的影响,此外人文环境或曰历史背景、乡里传统及教育关系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更为重要。近代以来湖南是一个开风气的地方,晚清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其中一位,之后,曾国藩以其学问和事功成就了传统士大夫终生追求的“立德,”、“立言”、“立功”,有“三立完人”的称呼。其后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外交公使——郭嵩焘,如此“经世致用”的风气在湖湘大为传播。再后来又有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大批仁人志士,爱国的观念也深入了湖南。故此湖南人就有这样一个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也就是在新中国的建立当中湖南人一定要充当重要的角色。蒋廷黻出生于时代激荡的湖南,适逢中日战争,湖南与其他省份一样都处在了内忧外患之中,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必然也会萌芽“经世救国”的思想。
  任何人的思想都会有时代的烙印,而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则是在大传统下对个人的进一层塑造。蒋廷黻出生在中等的商人家庭,家里经营铁器,蒋廷黻在回忆录中曾写道:父亲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职业,而二伯父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可说蒋氏的二伯父对其影响是很大的,蒋氏也多次这么强调。
  古老的中国中,大家只有一条出路,只有一个努力方向,一个人必须要学而优则仕,除此之外,简直没有进身之阶。为使子侄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蒋廷黻的二伯父在1901年送他们兄弟俩进私塾读书,私塾的教育仍是传统教育方式的,首先教授他们《三字经》,蒋氏的表现很优异,这就让二伯对其期望很高。之后,为使蒋氏接受更好的教育,蒋氏转到了赵家私塾,在这里他开始读《四书》和其他一些诗文,两年后转到了更大的邓家私塾,在此期间蒋廷黻有了一定的国文基础,可能如传统知识分子一样通过科举而晋身官场。可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千古未有之变中,清末新政废除了被读书人视为唯一出路的科举制,很多以此为依托的读书人感到无所适从。但蒋廷黻的二伯认定他的后代欲求发展,唯有读书一条路,于是作出相应的变通,送蒋氏到了长沙的明德小学。明德小学除教授国文外,还要学习数学、修身、图画和自然。这是一所宣扬爱国主义的现代新式学校,蒋氏回忆道:“长沙和明德使我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我没有听人谈论过国父的具体革命计划,我只对未来的理想和世界有个基本的想法。只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可见,此时此刻,蒋廷黻对孙中山革命有了懵懂的认识,并决心要努力学习,从而报效祖国。

 

▲蒋廷黻(左)


  明德虽不似旧式私塾,但其二伯认为明德的英数不好,于是转入湘潭长老教会学校——益智学堂。虽然这是所宗教学校,并不宣传政治,但如蒋氏所言,革命的政治理论通过报纸仍传进了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学堂被迫停开,虽革命的思想早已在他的脑海生根,但当时他只有16岁,参加革命太年轻,如静止不动又嫌太大,于是蒋氏决定赴美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国。于是辛亥当年蒋廷黻只身赴美留学了。
  蒋氏在国外一呆就是12年(1918年赴法为法国战地中国劳工服务一年),比起大多数留学生他留学的时间是算长的了,这段时期对蒋廷黻今后的人生路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1912~1914他就读于派克维尔学堂,半工半读,后来蒋氏说道:“派克维尔两年半是否学到什么东西我不敢说,但我确信那里的工作使我身体健康,意志坚强。”1914至1918年,进入欧柏林大学,恰逢一战,蒋氏希望进入美国军事训练营,没有实现。欧柏林给人的救国思想是温和的,目标是针对个人和全世界的,时间一天天过去,蒋氏的救国思想也一天天淡了,也可以说是扩大了,他也会反省自己的救国观念未免太简单了,之所以有这种观念,实在是一种自我陶醉,这是不健全的。但不可否认救国的理念一直潜伏在他的意识里,时隐时现。正如他在一战后期毅然赴法为中国劳工服务一样,那是对世界和对祖国的一种期望与期许。
  战争结束,蒋氏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业。在国难当头的年代,知识分子似乎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寻救国的途径。鲁迅弃医从文,蒋廷黻对他专业的选择也是一波三折。首先他选择专攻新闻,因为他认为如果他能成为中国报界大亨,就能左右中国政治,为此进了新闻学院。后来又感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了解仅是表面的,无法深入,所以他们只能随波逐流,迎合时代。要左右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该专攻政治科学,于是他改修政治。不久又觉得政治科学讲的是抽象的理论,不实际,而历史能够使人真正的了解政治知识,于是又转攻历史。由此可见,“救国梦”是蒋廷黻从小萌芽,并一直生长着的,而且会为实现这个梦作出适当的调整。


二、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1923年,蒋廷黻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中国分崩离析依旧。他先后任教于南开、清华大学历史系,一方面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一方面对历史系的教学及研究进行改革,并且颇有建树。陈之迈在为其所作的传记中就说过:蒋廷黻留美归国后抱有很大的雄心从事中国外交史研究,并介绍西洋名著,在南开时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并写成《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到清华后除继续他的近代外交研究外,还努力将清华大学历史系变成全国最充实的历史教学中心。为实践他个人史学研究的理想,蒋廷黻一方面广泛收罗清宫档案,另一方面则尽力收买清末权臣的文件书信,以此作为他研究的起点,同时也为清华图书馆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为使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最充实的历史教学中心,他则不遗余力地网罗已有成就的学者,同时积极培养史学专门人才,并力图改变传统的“治史书而非治史学”的治史方法。一旦蒋廷黻发现某青年适合研究哪段空白的历史,他就会说服学生学学习相关的语言,并设法让他出国深造。由于蒋廷黻的努力,清华历史系的阵容日渐扩大,在他从政时形成了雷海宗——中国通史;陈寅恪——隋唐史;姚从吾、邵循正——元史;吴晗——明史;萧一山——清史;蒋廷黻——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刘寿民、张贵永——西洋史;王忠信——日本史;葛邦福——俄国史的局面,可谓海内第一。可见,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成就显著,而且他也曾多次表达过要写一部近代史奠定他在学术界的永久地位。从种种迹象来看,蒋廷黻都是准备以学术研究作为志业的,他也确是史学领域的领头羊,并在近代史领域有开拓之功,在学术界与胡适、傅斯年等学界名流比肩。

 

▲1956年,蒋廷黻(中)与少夫人沈恩钦(左)及秘书蔡文希(右)合影

 

  若是在太平时代,蒋廷黻会成为学术界的泰斗人物,他的著作绝不会只有《中国近代史大纲》及《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最多只是议政而不会参政。然“九一八”事变震撼了书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纷纷发表对时局的言论,正如前面所说,救国是蒋氏一直的理想,若需要会为它作出适当的调整。
  当时的知识中心聚集在北平,蒋氏曾回忆那时北平知识分子的活动:“我和其他许多人常于饭后到七号去聊天。我们争论和战问题,无尽无休。每个人都晓得战争的困难,但只有我一个人是公开而诚意的主张维持和平的。不过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价取得。我和他们都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此外,为将他们的主张宣扬出去,在一次清华俱乐部的晚餐席间,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夫妇、张奚若等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蒋廷黻当即就提议创办周刊,虽遭反对,但最后还是办成,即当时备受的《独立评论》。此刊创建后,蒋廷黻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当即发表了许多应对时局的言论。
  “沈阳事变”发生后,国人义愤填膺,均主张立即对外抗日,但蒋廷黻却将此事件的责任归咎于日本、国民政府外交部及东北地方当局三方面,而不是一味地将责任完全归于日本,认为事变前日本民政党曾试图过和平解决,但中国外交部置之不理,完全不知大祸临头,东北当局则只知穷兵黩武,弄得民不聊生也给了日本可乘之机。而且中国尚未统一,许多二等军阀形成割据局面,民众没有国家观念,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想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然后再御外辱。蒋氏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统一与稳定压倒一切,相信国家和政治秩序的重要绝不亚于民主与自由。为有效对外可以以武力实行统一,宣扬“新式独裁”,这就与蒋介石宣传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谋而合,是否巧合已经不重要了,蒋氏此言一出马上受到蒋介石的,这就使他离从政更近了一步。


三、蒋廷黻自身思想的驱动


  知识分子历来清高,走哪条路还得他们自己选择,蒋氏虽希望以一己之力救国,但回国后最多是教育救国,而非直接地从政救国,弃学从政与其思想的转变有莫大的关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有莫大的关系,这是传统使然。蒋氏认为如今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做现代人,造现代人。现代人相信知识、计划、组织,以公益为私益,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在《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中,蒋氏说:士大夫耻言利,这是我们的传统……时至今日这些传统尚有几分效力……他们只求的是工作的机会,他们的生活目的是事业的成就,而不是金钱……这种人生观是事业的人生观,不是金钱的人生观。这是从工作本身找乐趣,其出发点和原动力是工作欲,不是收获欲。他认为教育可以清高,做官也可以清高,应该清高。因此,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投身政治,不要只注重书本和文字而忽略了真实对象,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之不当。
  当时汪精卫住院修养,蒋介石接过行政院院长的职务,在国难面前国民政府也适当地开放了政权,广泛吸纳社会名流入阁。在蒋介石的礼贤下士下,翁文灏等学者纷纷入阁,一时形成学者从政的洪流,蒋廷黻也在社会环境和自身抱负的条件下毅然投身实际政治了。
  蒋廷黻从政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体现,是国家命运垂危的结果,但深层来说还是蒋廷黻对政治的态度决定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入世的,教育清高,作官一样清高。故而在国难时期他以“舍我其谁”的精神进入了国民政府,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很值得敬佩的。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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