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随笔】也谈“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篇记载子夏之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通常之理解即如李泽厚先生于《论语今读》翻译所言:“官做好了去求学,学问好了去做官

 


  《论语·子张》篇记载子夏之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通常之理解即如李泽厚先生于《论语今读》翻译所言:“官做好了去求学,学问好了去做官。”但这样望文生义之理解,颇有宣扬“读书做官论”之嫌,无论于古对此章之解释,还是于今对此章之落实都大有问题。

 

“学而优则仕”之本意

 

  对此章之理解,“优”字实为关键。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此解释道:“优,有馀力也。”他认为不管仕也好,学也罢,都须“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馀”。同样,在何晏《论语集解》中马融用《学而》篇的“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来解释“优”。可以说,这样解释此章,对于孔门原意应是符合的,言人须首先从于所当务之事而后才可及其馀,非“仕”到极致而后学习,“学”到极致而后为官。由此,其意便非通常所理解的“官做好了去求学,学问好了去做官”。因此,把“优”理解为优秀、极致之意便有不妥之处。但如此理解,在古人中亦并非没有同道,如清人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里正如此理解,“学至大成乃仕,是学而优则仕也”。即把“优”解释为大成,大成便有极致、优秀之意。

 

仕与学“理同而事异”

 

  即便退一步而言,把“优”解释为极致、优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问题亦不算太大。其因在于,在古代仕和学二者间并非互不相关,没有联系。相反,二者恰具有内在一致性。正如朱熹所言:“仕与学,理同而事异。”在本质上二者可以相互促进,“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在四书之一的《大学》中有著名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条目便能很好沟通学与仕二者之关系。“学”并非仅仅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等一般知识,而主要是学习修己、治人之道。如《论语·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对待传统社会的一切关系,能自始至终贯彻修己治人之道,在孔门看来,这即学习最重要之内容。
  因此,把此修己治人之事学到极致即是“学而优”,而后进入国家政治为仕为官便不会有太大问题。在古代,从政为官最重要之事便是“为政以德”,即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由此民众才能“有耻且格”。可见,在古代儒家看来,学习之内容即为政之要求,学与仕,实是理同,只是外在之事异而已。
  其实,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学子士人的人生信念,他们确信只要把儒家圣贤所传之道领悟透彻,便可进入仕途,从政为官。因此,在从古至今一直便有“士大夫”之称呼,士与大夫总是相连。如果说秦汉前的封建贵族时代,大夫之职位主要还由在上之贵族来世袭担任。那伴随秦汉之大一统,封建贵族社会逐渐崩解,而科举选士又逐渐确立,随之大夫基本由士而出,可以说社会政治管理之职责,亦只能由掌握儒家经义之士人才能担当。在古代传统社会,正基于这样一套“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信念,一方面为中国最早在世界上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文官政治架构,使教育与政治得以无缝对接,由此受教化的士人才能被充分纳于政治,使政治之构造得以优化提升;另一方面,使得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转向于儒家所倡导的“兼济天下”“为生民立命”等终极价值,重建了社会的道德人心。

 

当代社会如何理解“学而优则仕”

 

  行文至此,姑且不论其本义,就其通俗理解而言,我们便须追问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这样一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政治信念,是否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
  首先,便须仔细分析“学”与“仕”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否仍能一致。正如前述朱熹所言,仕与学,只是事异而已,理却是相同的。但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专业急遽分化,社会政治管理进一步技术化。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即士大夫可以通过研习儒家经义,进而通过科举从政为官,那么在社会管理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现代,通习儒家之“学”恐怕就不能胜任今日“仕”之要求了。现代社会从政为官并非仅具备德性便可,而是必须具备各方面相当专业的管理能力。
  其次,“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信念可能会导致唯学历论。现在许多地方出台了引进高学历党政人才的政策规定,且一般都不用通过正规的人事考试,博士便能直接担任各级部门副处级领导职务。这样的用人导向与考核方式,便会在社会上造成政府用人唯学历论高低的风向标,同时也混淆了党政人才与高学历人才之区别。高学历人才一般都专研于具体领域的某一方面,而党政人才可能需要专家,但更多则需要综合的组织协调能力。以行政级别来吸引人才,用职务高低去衡量专业技术职称的方式,可能一时具有轰动效应,但终究非长久之计。故引进高学历人才直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实际是将党政方面的行政能力与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混为一谈。
  再次,“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信念,在当代可能会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即可能会导致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失去对学术、对专业严肃而执着的追求。现在很多专业技术知识分子,因在专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就被提拔为各级领导干部,走上了重要管理岗位。当然,其中不乏既有专业技术能力突出,又有综合领导能力的专家型综合人才。但一般而言,多数人精力总是有限的,如因在专业技术领域而获得突出成就,就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可能会产生严重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于被提拔者而言,因需要大量时间来处理行政事务,由此继续投入到专业技术领域的精力便十分有限,不利于其在专业领域持续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学者担任此重要管理岗位,如未经过渐进系统的培养过程,可能也会导致某些行政能力相对匮乏。笔者就曾与自然科学专业方面出身的相关领导干部交流过,他们一面很感谢组织对其培养,另一面却表现出对自己继续在专业领域研究前景的担忧。其原因在于既不能辜负组织在政治方面的培养,又不能放松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发展,这极有可能导致在管理岗位与专业领域都不能获得较好发展。同时,知识的严肃性、独立性、求真性亦非行政级别可衡量。于此相反,功利化之诱惑与世俗化之标准可能会亵渎和玷污科学精神,使知识分子蒙羞。
  总之,传统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从根本上看来,无非主要想突出德性之学与从政为官二者间的密切关系。即便如通常理解的“学问好了去做官”,强调为政须有德性,就此而言,都对当代中国社会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点可从当代反腐案例中发现,大量官员之所以落马出事,都与失去官德密切相关)。但同时,生活在当代社会的我们亦须坦承,修己治人虽是日常学习的内容,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无论其多么重要,毕竟在专业化、技术化日益发达的当代社会不是学习内容的全部。而当代社会如继续像传统社会那样在“学而优则仕”中,把学与仕二者完全混淆,其局限性亦甚为明显。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谨记“为政以德”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在当代社会中辩证地看待为学与从政二者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以学包仕,更不能以仕害学。相反,如朱熹所言“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要做到学与仕的相互促进,辩证统一。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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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史天地
发布日期:2016-01-29 20:02:12  原文链接:点此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