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官场地震鹰派崛起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教案(是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民众为反抗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宗教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教案(是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民众为反抗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宗教迫害和侵扰民众,而被迫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威胁,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爆发的消息于傍晚已传入宫中。如此严重且棘手之事发生,专负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自当及时作出回应。然偏偏无巧不成书的是,五月以来,恭王便身患顽疾,养病府中,至七月十日方才假满。而另一大佬文祥又因母丧,返回原籍沈阳守孝。于是偌大衙门由宝鋆与董恂主持工作。二人皆为恭王嫡系,故先须至王府汇报商议,后再向津门下发指示。且其内容讲得极为笼统:“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捧此旨令,天津官吏一时不知如何措手。两日后,驻京各国公使“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已递送入内。其措辞十分强硬,认为此教案背后定有排外力量煽动,如天津提督陈国瑞“指挥会党在后操纵”。


  中枢应对乏力,洋人咄咄紧逼,这令两宫坐如针毡。六月二十六日,朝堂议政之时,慈禧心火直冒,“感时气牙疼”。恰在此际,一股暗流开始浮出水面。醇郡王奕譞突然上折,表面献策,实则问责。如此弦外之音,无疑预示着由津门泛出的波澜,将会在京师掀起难测的浪潮。



权力的渴望



  之前步调与立场和兄长表面上俱能保持一致的醇郡王,为何这时骤然向恭王兴师问罪?说到底,还是与其权力欲望及个人秉性相关。


  天津教案发生前,七爷奕譞值得称道或令人瞩目之举却并不多见。若说最著名的,还属他在“辛酉政变”中的作为。当时肃顺派系与叔嫂阵营对峙,身为恭王之弟,且其妻亦是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之妹,如此两层关系,奕譞坚定站在叔嫂一边。待双方政争趋于白热化之际,奕譞恰在热河,醇郡王福晋利用慈禧亲妹的便利条件,数度入宫传话吹风,再由奕譞反馈给奕訢,终促成恭王与两宫联合,形成反肃同盟。等到密谋启动时,奕譞更是在两宫太后回銮之前,预先拟好罢黜肃顺、端华、载垣三人的诏书,密藏于贴身小衣之中,人皆不知。待进入京城,奕譞从小衣中取出密诏,交付恭王宣布三人罪状,迅即缉拿押往刑部归案。这一仗,可谓谋划得神不知鬼不觉,执行得迅雷不及掩耳。也正因建此奇勋,年仅二十二岁的奕譞,由郡王加亲王衔,授为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俨然军方的一座重镇。


  不过,这位军界新宠之后的表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两宫起初认定醇郡王有统领兵将之才,于是“屡诏令其督京师旗绿各营兵操”,以期练就一支精锐之师。然无论八旗,还是绿营,早已游惰多年,疲敝不堪,这颓势岂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能够扭转的?一次奕譞主持操演,一骑兵居然“坠骑折服”。醇郡王很是纳闷,问道:“何勿娴骑?”此人对曰:“我打磨厂货豆腐者,今受雇来作替,是安能骑?”回答得虽十分雷人,倒也实在。紧接着又一兵弁露了马脚,奔跑过程中,其军服不慎解开,“雕佩玉玩数十事坠地”。原来此人认为当兵不足以供养家用,于是兼职做起了古董生意。军务如此废弛,作为皇子,奕譞本该大加整饬,孰料事后他竟几度上折请求辞去相关职务。只是太后执意不允,加上外敌一直未进犯京师,这七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勉强应付过去。可见较之四哥咸丰、六哥恭王,醇郡王于在世的六子之中,只能算作庸常之辈。


  才疏学浅不可怕,可怕的是才疏学浅却又志向远大。既然才能稀松,奕譞自当低调,事实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民国掌故名家沃丘仲子曾这般评价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任事。”换言之,醇郡王颜值颇高,且心中抱负不小。故眼瞅六哥掌管朝政,奕譞不禁眼睛看得红,心中想得痒,久怀跃跃欲试之念。


  那奕譞后来为何上疏力保恭王,又当怎样解释?其实慈禧打压恭王,无非为了收权,奕譞背后捅刀,就是企图分权,故大姨子与妹夫都是欲从奕訢手中剥离权力归于己有,而不是要彻底搞垮恭王。毕竟当时朝中,尚无人可替代恭王之地位与作用。重器敲山,虎已胆裂,七爷目的已成;唇亡齿寒,此等浅理,奕譞心知肚明。



鹰派渐成型



  恭王对中外实力对比、局势走向有着较为清醒之认识,故其主张相对理性,凡事以和为贵,徐图自强。然瞅着六哥炙热权位而眼红的奕譞,偏偏又不谙世局,其见识不单固陋,胆子却异于常辈。在天津教案发生一年多前,正值清廷与英法诸国修约之际,早对兄长施政风格腹诽甚久的醇郡王再也按捺不出,递上一份《敬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公然与恭王政见立异。开篇奕譞便将矛头指向恭王心腹崇厚。杀鸡自然是给猴看,点名批完崇厚,奕譞便转话锋于总理衙门数年方针上面。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兴起,“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尤误于内外臣工,情不联属,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基于此判断,醇郡王指出“庚申(1860)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故洋务仅是一时权宜,必须勤练兵勇,“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尔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具体如何筹划驱洋计划,奕譞还拿出了自己的六条方案……


  不久,朝廷谕旨内阁集体会商醇郡王所上奏折内容。参与讨论者,有素来仇视洋务的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及尚在北京盘亘述职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此折代表了朝中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文又撰于曾国藩之手,想来其对醇郡王的主张并无太多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积极洋务面貌示人的曾氏,其实内心深处仍对洋人持仇视态度,否则他应不会对通篇意欲驱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认同。可见身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国藩,其做人与做事存在着巨大反差、矛盾与纠结。


  对奕譞的这份奏折,清廷以内阁复议的形式做出回应后便再无反响。然其象征意义在于,这是醇郡王保守立场的首次公开“亮剑”,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团附和,故朝中的保守势力终于从皇室中寻觅到领袖人物。因之,立场保守且态度强硬的鹰派已渐趋成型。一旦中西事务上出现大的变故,鹰鸷即展翅出击。


  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曾数度密函恭王,表达对津案看法。丁氏赞同曾国藩“中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应当说,这符合恭王处理津门事件的思路。


  于此之外,丁日昌还预见到围绕此案,朝堂之上必定出现反对声音,故丁力劝恭王为首的决策层“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此言堪称发自肺腑。不出其料,主张对外强硬的议论很快甚嚣尘上,盈满枢廷。


  此际朝廷中已呈两股力量对峙之态。不过打响这场庙堂之争头炮的阵前先锋,却是两名汉人军机:李鸿藻与沈桂芬。李、沈朝堂交锋,源于御史贾瑚所呈质疑总理衙门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7月17日,李鸿藻与沈桂芬、宝鋆围绕此折,展开激烈辩论。李“谓贾瑚言是,宜有明诏督责;宝、沈皆不以为然”。两宫认同李之观点,故颁旨明发。沈、宝岂能善罢甘休,又坚称“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李又与之力争。既然枢桓之内,宝鋆与沈桂芬乃同一战壕盟友,且背后大树为恭王,故李孤身一人冲锋搏杀,让人看来可谓不智,只会令其形势愈发孤立。然愈是孤立,愈对李氏有利,因一来如此貌似不惜代价的拼争,可积累自己于清流之中的名声与资本,二来唯有如此才能激起醇郡王等鹰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上折议论津门一案。双方政见迥异,必在庙堂有一番恶战。这番辩论耗时不可谓不久。翁同龢当时在场,他记到:两宫太后先咨询诸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惇亲王首奏曰:“曾某亦不得已,惟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醇郡王趁势再添一把旺火,“极言民心宜顺,并天津府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可用,并诋及总理衙门照会内有‘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斥为失体。”


  面对鹰派咄咄逼人之势,宝鋆、董恂不甘示弱,与之强辩,甚不惜“恶语相侵”。两宫见双方争执不休,不得不出面劝架,然倭仁仍不依不饶,认定“张、刘两员(天津府县)既是好官,不宜加罪。”瑞常与朱凤标“同声应之”。眼瞅诸位亲王、重臣纷纷发难,董恂只得采用“拖刀计”,反问众人:“此时不知天津又作何局面,焉能往来问答耶?”醇邸倒是不吃这一套,继续质问,“极论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十年,试问所备何事?且言此次纶音如措词有失体处,臣等仍当纠正。”既然场面上不占优势,暂时无力扳回,恭王只得做出妥协,答应醇郡王等的要求。


  清议可畏,难以驳倒;惇王、醇郡王贵为天潢贵胄,不得妄动,于是恭王集团只得逐一击破其余重臣。先是拿李鸿藻祭旗。9月7日,当天军机处议事很长,恭王诸人团团围住李鸿藻,轮番驳斥,李“颇被排挤,大抵所谓一日不朝,其间容刀也”。半月后,恭王诸人“见起时又力诋艮老(倭仁),意在排击清流,可畏也”。又一鹰派中刀。于是,在处理涉外事务上,恭王集团又一次险胜。


  当然初出茅庐的醇郡王毕竟不是六哥敌手,气量亦不够宽广。此事之后,他极度愤懑,以“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为务”,故而耻与同列为伍的理由,负气辞去一切差使,直到第二年正月方才销假归来。而此刻慈禧真正瞅准了妹夫直爽劲爆且城府不深的弱点,决心给予权力,为己所控,与恭王抗衡。一年后,朝廷晋封奕譞为醇亲王。一场手足斗法的大戏徐徐拉开帷幕。


(摘自《中国经营报》 文/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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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众文摘杂志社
发布日期:2015-12-20 13:28:52  原文链接:点此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