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经武:在天安门城楼阅兵的唯一学界侨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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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五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侨胞代表之一,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阅兵观礼并出席招待会。

他是陈省身女婿,是美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与诺贝尔奖插肩而过,并将香港科大打造成世界级名校。

他是朱经武,在这里分享他的办学理念和精神。

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生长在中国台湾,成名在美国,曾经是香港著名高校 - 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

他是世界著名的高温超导物理专家,而且是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的女婿。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希望自己到死的时候,仍然是一名科学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要当校长,更没想过到香港来做校长。但正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从上任伊始,就被香港市民连续多年评为“本地最佳大学校长”。

这些年,香港科技大学发展迅速。虽然1991年才正式建校,但在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11月公布的全球最优秀大学排名榜上,香港科技大学已位列第42名,为50强中最年轻的大学。其中,理学院是全世界第50名,人文及社会科学院为全世界57名。如今,以香港科技大学为首的几所香港高校,不断在内地掀起招生热浪,成为了众多内地高分考生的首选之一。

以下摘录中国新闻周刊对朱经武先生的专访。

“资金、制度和目标:缺一不可”

中国新闻周刊:科大是1991年正式创校,但现在已一跃成为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有人认为,科大之所以能够进步神速,是因为政府财政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经武:科大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快,资源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学校在刚刚开始建立之时就形成一套非常完整的评审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聘请的老师绝对都是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当一名老师无法达到学校对于他们相应的要求时,他就无法升级,甚至需要离开。并且,这项制度是相当公平并且透明的。

当然,这种惩罚措施并不是保证教育质量的上上之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建校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做教育,涵盖的面会很大,而学校当时决定主要就专注在四点上面:科学、工程、管理及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来保证学生的全面的教育。

正是由于以下三点:第一,我们有财政的支持; 第二,我们有完整的制度; 第三,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才能够发展如此之快。

具体说我们得到的财政支持,在建校伊始确实得到的较多。因为香港政府知道,建立一所新的学校,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而我们预计最终学生的规模会达到7000人,港府就每年按照7000人的规模拨款,因此在头几年,我们学校学生没有招满,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去聘请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购买最好的仪器。这一点的确对于我们学校有非常大的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在哪几年?

朱经武:大概是从1991年到1996年。到1996年我们就差不多招满,达到7000多学生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么说,科大在建校之初,主要资金来源来自政府?

朱经武:科大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但是我们也有来自于私人机构、私人财团的捐助,除此之外,工业界对我们也有一些资助。

政府对于学校的支持基本上是根据该校学生的数量。另外,港府还会区分不同学科的需要,比如医科,政府拨出的经费就会多一些。而工程和科学就会比医科少,但比文科要多一些。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府的资助并不包括给予学生的奖学金部分,奖学金的部分完全是靠私人的捐助。私人会看这所学校是否办得足够好,如果办得好,则会多捐助一些钱。比如说,我们学校在纳米和生化方面做得非常好,就会有一些人捐钱来设立相应的实验室。

中国新闻周刊:在香港,政府对高校的资助,应该还有一种按照绩效分配教育拨款的模式吧?

朱经武:是的,像我刚才已经谈到的,政府按照院校学科的不同需求对资金进行分配。同时,政府也看绩效,看你的表现成绩。也就是说,虽然都是政府的经费,但这部分要求你必须通过写相应的研究计划,去竞争研究经费。比如说,政府有一笔钱是专门搞基础科学研究的,那么它就会在全世界找评审委员,然后看哪一所学校的研究计划更出色。在这一点上,我们学校的成功率达到了62%,而排在第2名的学校,成功率仅为42%。

也就是说,我们的办学经费主要还是来自政府。而政府的经费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正常拨出的,另一部分是要靠竞争才能得到的。如果考虑进去学费的因素,在办学中政府的整个投入大概占了80%左右。

“沙漠中”的学术明墨无法成大器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过,“大师远比大楼更重要”。但科大建校的时间不长,所以许多的基础设施需要修建,许多的设备需要配备。那么,科大到底把这些钱怎么用?用在人上还是房子上?

朱经武:我想两部分都有。学校方面一直希望维持软件与硬件建设的一个平衡。因为,你要找到好老师,薪水是因素之一,另外一个,工作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建一所世界级的高等研究院,除了给这些优秀人才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之外,我们还希望给他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我们完全了解,如果只是找一个学术明星,把他放到一个沙漠里的话,他也不能成大器,而且他也不会愿意来。所以我们在怎样运用资金方面,一直希望能够保持一个平衡。

我们也常常想,当正常的基金不够时,我们需要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法,能够帮助新引进的老师谋到经费,建设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这就是学校管理阶层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跟不同的政府机关、许多的仁人善士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多捐一些钱。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软件设施与硬件设施建设的平衡点是什么呢?基础设施建设与教学研究投入的比例各占多少?

朱经武:这个其实是很难讲的。比如说,是有很多的大师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但是他们的实验设施就需要得很少,有计算机就够了。而像核磁共振研究,亚洲这方面最好的机器曾经只在我们学校有,但是现在像日本等地的机器水平也慢慢上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想办法再筹钱,把我们机器的水平再提上去。科技是不断向前走的,我们不能够就坐在那里等着。所以在这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很难讲基础建设的经费与管理建设经费的分布。不过有一点可以说的是,我们的正常经费中,大部分是用在了薪酬上面。而像花在仪器上的钱,有一年可能高,有一年可能低。

中国新闻周刊:科大的定位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但这比建设实用型大学需要更多的办学资金。这样定位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朱经武:你这个讲得很对。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校希望能够为香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具体我们有三个目标,第一,要创造新的知识;第二,要发展新的技术; 第三,为社会服务,造就领袖型的人才。这三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能够使这个社会向上提升。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建高等研究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成为香港科学技术发展的平台,最终为整个中国做出贡献。你要想做成功的话,就一定要是世界级的,不然不能够成功,所以要面向世界来做。

“当你找到一位世界一流的老师的时候,他雇的人也就是一流的”

中国新闻周刊:造就领袖型的人才,建设世界级的大学,都需要顶级的师资,那么,科大是如何吸引到这些世界上的优秀人才的呢?

朱经武:对的,我们很幸运,刚才也说过,我们一开始有足够的资源在这里支持。第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老师的聘任、辞退、奖惩,都是非常的公平和透明的,而且对于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这种制度下,我们能够吸引到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中有很多都是被世界公认的专家。当你找到一位世界一流的老师的时候,他雇的人也就是一流的。常常有人讲,如果你是找二流的人才去领导一支队伍,那么他会去找三流的人来帮忙,而三流的就会去找没有流的。所以对于一所大学来讲,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找到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管理人才。

中国新闻周刊:一流的教师,他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是学识,是眼界,是职业精神?或是其他方面?

朱经武:我想你讲的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一名科大的教师一定要是对教育有热忱的。因为假如一个人要是只做研究而对教育没有热忱的话,不应该到大学来,而是应该到研究所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一个老师他的眼光要能够看得很宽,而且能够接受新的知识,有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那这其中你最看重的一点是什么?

朱经武:我最看重的一点是,科大教师应该有创新能力,就是一直能朝世界最前沿的领域走。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科大提供的是纯美式的教育,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朱经武:我想不应该说是纯美式的,而是偏美式的。因为我们看到世界这些高等研究学府中,美国模式成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这里采用了很多美式的制度。当然我们也要去学习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比如说大陆在中华文化传承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它融入到我们学校。所以,科技大学实际上是希望把各个地方教育体系的优点给它融会在一起。但是到目前来讲,美国的方面还是占多数。

我在上任校长之前,在美国考察,我认为学到的最基本上一个原则就是,在一个完整的制度下,找最好的人,然后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样的话,一所优秀的大学一定会建立起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来看,从这些美国优秀大学身上,科大还需要学习的是什么?

朱经武:我觉得非常需要学习的就是,要和工业界加强合作,跟社会要加强联系。

“希望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个科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总结一下,你认为科大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是什么?

朱经武:积极追求卓越。在学术上追求卓越;在为人类制造财富、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方面追求卓越。另外,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为香港、为中国、为世界能够做出贡献,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你的5年合同期已满,又与科大续约了3年。5年前,你就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时候,已经在科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机会也有很多。能讲讲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愿意接受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的邀请,赴港担任这一职务的吗?

朱经武: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在这里我就简短地说一下。记得我当时曾经跟科大的校董会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生出来的时候就想当科学家,那么我死的时候希望自己仍然是一个科学家。”意思就是说,即使我来这里当校长,我仍然要继续我自己的科学研究。香港科技大学的很多想法是非常先进的,于是他们就给了我很多的弹性。他们对我说:“当你把学校的事情做完以后,任何时候、任何方式,我们都鼓励你在研究上的继续发展。”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小组在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我的研究。

其实老实讲我一辈子没有想过要当校长的,更没想过要到香港来当校长。但是当我就任之前来这儿一看,就发现了三点,也是我最后接受邀请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假如一个人真的想当校长,假如一个人想把一所学校带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世界上没有哪所学校比香港科技大学更合适。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它有强力支持,另外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制度,而且所有的同仁都希望这所学校更加向上走。

第二,是香港现在经济转型,它的很多工业都向北移,到了大陆去。那么,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就一定要做出一些调整,在调整的时候,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就提出要提升香港产品的附加价值。虽然香港的金融、物流很强,但其实都脱不了高科技。所以他提出我们要走高科技的路子。走高科技道路,香港科技大学就要为经济转型起龙头作用。所以在人生里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为一个社会做这种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我是在大陆出生的,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但是我发觉包括香港在内的两岸四地,人们的互相了解是不很够的。而香港有着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我觉得如果我到了香港,可以努力去增进这些不同地区华人的了解。所以因为这3个原因,我就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是如何能够使得学术与治校并行不悖的呢?

朱经武:哈哈,这个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做成。我在学校当校长,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在决定一件事之前,我要跟其他校领导讨论,决定了以后,基本上我只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从来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因为应该怎么做,这些副校长、院长、系主任,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是可以空出一些时间,让我去做科研方面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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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中国新闻周刊;特别致谢!

作者: 知社学术圈
发布日期:2015-09-19 23:30:48  原文链接:点此查看原文